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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已》女性为何已有那么多焦虑和不安 我们都需要一个机会

近期屡攀热度高峰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和国产剧集《三十而已》都抓住了“三十岁”这个点。前者在文案当中明确写道“三十岁以后,所有的可能性不断褪却”,三十岁仿佛成为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道门槛,而围绕后者展开的话题则不禁令人疑惑:才三十而已,女性为何已有那么多焦虑和不安?

诚然,在效率至上的社会,人人都面对着现代性对生命的全新诠释 ,认为尽快取得更多社会性资源并将其据为私有,方能实现对生命最好的利用。

故而在三十岁前后要找到人生目标和职业方向,要找到结婚对象并组建家庭,一路积累财产、养育子女,巩固并提升社会地位,奔向更美满富足的未来……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些要求的难度又加了倍——今天的女性既要获得和男性一样的成功,同时又必须成功地做一个女人。

当我们在说三十岁的焦虑时,绝不仅仅只是年龄的焦虑那么简单,《三十而已》从阶层、职场和婚恋等各个方面向女性扔出了焦虑炸弹,而这些炸弹之所以能够炸得响亮,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们也面临着类似的不安。

阶层焦虑

《三十而已》这部剧集对以富太太圈为代表的上层社会持一种批判态度,而对顾佳家中保姆这一阶层又基本完全无视。剧中所展现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稳定性极低,以顾佳为例,她之所以在太太圈打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和丈夫许幻山一起创立的公司一旦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刚跻身上流社会的他们就要掉落回去公司做高层的命运,而这是她不想看到也不愿接受的。她接下来的买茶厂等操作,也都是为了巩固社会地位,缓解不安和焦虑。

从中不难看到中国中产阶层对社会阶层流动的“危机感”——向上跃升难度匪浅,向下的通道却顺畅无比。这也是顾佳焦虑的源头所在。向上攀登的美梦像烟花一样易燃易爆,让人神经紧绷。他们的朋友沈杰经营的烟花厂发生了安全事故——其父亲在“儿子发迹之后就像金丝雀”一样过上了好日子,结果一夕之间出现变故,落差太大,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这个插曲时时刻刻警醒着顾佳向下坠落的风险。

《三十而已》女性为何已有那么多焦虑和不安 我们都需要一个机会

《三十而已》剧照 顾佳在富太太圈进行打拼

该剧中白领王漫妮的职场故事也是一段艰难向上攀爬的故事,公司内部的晋升通道也很狭小,攀升十分艰难。在这条职场斗争的辅线中,观众可以一睹公司内部宛若宫斗一般的残酷竞争和尔虞我诈。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对德国早期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做出了这样的分析:“与民众相比,他们可谓精英。但在那些宫廷贵族的眼中,他们仍属于下等人。”《全球中产阶级报告》作者周晓虹看到,对地位、权力的追求是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主要特征之一,中产阶级的根本特征或许就是围绕着地位而展开的。

“在经济方面,中产与无产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工薪人员,他们与生产的关系相同;而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中产阶级的这种地位总是尴尬的、暧昧的,让人不置可否。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中产阶级是最为敏感的群体;在社会变迁中,它又往往是最为脆弱的群体,这一切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和对社会地位的焦虑之源。”

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不安全感在三十岁就早早出现了?在电视剧里,30岁的王漫妮在辞职后寻找工作机会,猎头告诉她还是得从初级销售做起。这不由让人想到此前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一位15年资深HR直言:清退35岁以上基层员工,早已是公开秘密》,说的是公司在裁员时清退35岁以上的中年人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1世纪经济报道》也有文章指出,中国之所以出现“35岁现象”,是因为劳动力长期比较充裕,年轻人更能加班熬夜、成本又低,且过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太依赖经验和技术,很多工作成了“青春饭”。

如今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与优胜劣汰带来的就业调整阶段,人们的危机感更强了——“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在35岁前仕途没有很好的起跳,意味着丧失机会。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政府、事业单位与国企。”

不少评论将“35岁现象”归结为那些在职场上遭遇歧视的中年人没有自我提升却自我感觉良好,但反过来讲,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真的就一定能够跳出其所在阶层吗?

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认为,人们曾经相信经济增长的大潮会让所有群体共享增长的红利,可更长时段、更多类型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只是温和的不平等,房地产、金融资产等资本收入的不平等才是极端的不平等。

财富阶层已经清晰地出现——有的人拥有各种形式的财产,而有的人白手起家,月入万元也难以在大城市过上想要的生活。

婚恋焦虑

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阎云翔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所言,近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固化,上升渠道被堵塞,在国家提供的制度性安全网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人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家庭,这导致家庭的重要性正日益上升,人们的择偶标准发生改变。

在《三十而已》中,王漫妮(谐音:want money)想要找一位浪漫专一且有钱的男朋友,这也代表了今天很多女性的婚恋需求。市场经济以金钱作为核心标准,效率至上,其逻辑正逐渐渗透到整个社会,原本以美学的、情感的标准来加以衡量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正在向金钱的标准看齐。

因此我们看到,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从经济理性角度谈婚姻——婚恋是“市场”,婚姻被看作是“资产重组”,网络上有一则段子说的是“两个北京土著结婚,相当于两家上市公司合并;而外地人和北京人结婚,相当于借壳上市”。这既体现了商品经济对家庭的冲击,也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污名化,比如“女人就像圣诞树,过了25就不值钱了”这类说法。

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讨论框架中,女人必须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年龄段迈入婚姻。未婚发生性行为会受到荡妇羞辱,年龄大了还未结婚也被羞辱。作为女性,不论是年龄大了,还是同过居、结过婚、堕过胎,在婚恋市场上无一例外均会“贬值”。

通过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奋斗,女性就能够逃脱这一切非议吗?从《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各位姐姐“一定要把金莎嫁出去”来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事业上的成功,几乎没有人会在明面上非议37岁的金莎“贬值”,但这只不过是阶级优越掩盖了其性别劣势。

学者戴锦华曾经表示,女性的衰老、残疾、贫困、少数族裔身份、生活在边远山区,这其中任何一种劣势增加,女性天然的劣势就会被放大。

婚恋和金钱挂钩也并非什么新鲜事。《为爱成婚》作者、长青州立大学教授斯蒂芬妮·孔茨看到,实际上,曾经全世界大部分社会都把婚姻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精英阶层借此巩固财富、积累资源,把无关的个体和“私生”的家庭成员拒之门外。

那时候,婚姻不可由两个当事人自由做主,特别是如果当事人的决定是基于爱情这种既不理智又转瞬即逝的事物的时候。到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才提出,爱情才是婚姻最根本的动机。

自由恋爱的出现让接下来150年里的人们努力在婚姻当中寻找幸福,伴侣也从生活伴侣成为了灵魂伴侣。在19世纪,男主外、女主内的新观念开始被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接受。

从家长制包办婚姻的旧制度到爱情为本、丈夫养家的婚姻,似乎是一种进步。但在最近几十年间,后者也开始遭到质疑。20世纪60年代反对种族隔离和越南战争的政治运动带来了一场和家庭关系更加密切的斗争,一场针对过去女性角色和求爱、婚姻全套信仰的攻击。

对今天的男女来说,从朋友做起,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尤其重要。当婚姻的缔结不再是因为姻亲和社会的压力,或是两个无法胜任对方工作的人的相互依赖,婚姻里持续的情感投入就必须取代外部的束缚,成为一段关系的定海神针。

而今日社会且新且旧,各种思潮泛滥。女性想要寻找互相尊重、可以提供情感支持的恋人,想要找到爱情,但同时依然受到重重桎梏。像《三十而已》王漫妮、《欢乐颂》樊胜美这样想要寻找有钱男性的女性,并不应仅仅被斥责为拜金、“捞女”,而拒绝深究其背后原因。

《三十而已》女性为何已有那么多焦虑和不安 我们都需要一个机会

《三十而已》剧照 王漫妮

随着房价快速攀升,原本希冀成为都市主人的中产,如今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很难获得。在界面文化的《今天的爱情观成为保守回潮的标志了吗?从祝英台应嫁马文才说起》一文中,作者林子人提到,今天,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不断加剧,财富和经济资源分配日益向男性倾斜。以住房为例,近七成男性单独或与家人一起拥有个人住房,但只有不到一半女性为房产持有者。

如人类学家项飙所言,如果人人都应该拥有和享受的、生命基本活动所需的起居空间,也成为了需要拼搏占有的财产,人们也很难获得安详、得体、自洽的生存状态了。住房只是经济资源不平等的一例,更不用说难以实现的“同工同酬”等等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资源方面处于严重劣势的女性,即使不是为了通过婚姻获得阶级跃迁,而只是为了有个地方住、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也不得不充分考虑男方的经济情况

在婚恋阶段,一些女性已必须考虑如何背负婚后育儿的压力,生育后女性进入/回归职场面对的敌意将更大,更可能被假定为不务正业的、没有职业追求的、会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其社会评价、薪资和升职机会无一例外将受到负面影响。在资本拒绝补偿、国家提供的制度性安全网络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一切都需要家庭来买单。

育儿焦虑

对大部分人而言,婚恋问题一解决,育儿焦虑接踵而来。《三十而已》剧情的展开,就始于顾佳一家背负大量贷款、千方百计送孩子上私立双语幼儿园,获得赢在起跑线的教育。为了争取幼儿园的入学机会,顾佳给王太太做蛋糕,随叫随到,把平底鞋让给她,自己光脚走二十多层楼……

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进入最好的幼儿园?这其中的焦虑到底在哪儿?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刘云杉看到,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日趋稳定,防止下滑和力争向上,成为所有阶层在代际传递当中的日常焦虑。

教育作为传统的上升通道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更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运势。教育变成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炼金术”,成为以家族为单位的积累、传承与努力的结晶。刘云杉告诉界面文化,“教育当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级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

与此同时,教育改革也加深了育儿焦虑,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所言,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每个家庭因此为市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孩子从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

《三十而已》女性为何已有那么多焦虑和不安 我们都需要一个机会

《三十而已》剧照 顾佳和儿子

好的教育并不仅仅意味着要考入好的学校,更意味着文化资本的积累。《出身》的作者劳伦·A·里韦拉发现,即使进入了好的大学,一个人在找工作时不能够正确展现文化技巧,也很难谋得理想职位。这与布尔迪厄说的文化资本、惯习等概念密切相关。

在《欢乐颂》当中,安迪不仅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而且对家居、服装、文学艺术等都有较高造诣,对王小波、东野圭吾、德沃夏克信手拈来,曲筱绡则因为不懂莎士比亚、不懂赵医生喜欢的音乐会而落得尴尬。在《三十而已》中,暴发户也争先空后为自己添置文化资本,例如王太太附庸风雅要给自家购买“梵高的睡莲”,要学习英国贵族喝下午茶,结果因为“high tea”“low tea”不分而遭到笑话

如今,人人都了解了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么没有炼成的?》一书指出,在中产阶级以及更上层的家庭里,无微不至和精心保护变成了新风尚。这些家庭给孩子过度的保护、规划和教养,以便让他们在竞争力获得先机,不仅要上最好的学校,还要参加安排得当的活动来帮助孩子熟悉成年人的行事作风。

这样的“精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让孩子之间形成一种“履历的军备竞赛”,就像《优秀的绵羊》作者德雷谢维奇看到的:拥有更多,唯一的意义就是超过其他每个人;没有哪个孩子必须要参加11项课外活动——除非已经有学生参加了10项。残酷竞争之下,父母寝食难安。

很多时候,育儿和竞争的责任落在了母亲肩上。人们仍支持传统的性别化分工,特别是涉及家庭内部的照料工作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宋少鹏提出,科学主义的“母性”加上传统性别观念的母职,市场化之后家庭重要性加强,独生子女政策也加强了对母职的要求。即便像顾佳一样拥有雇请育儿师的条件,可以摆脱体力上的照料负担,巨大竞争压力下的母职也依然艰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提出了“母职的经纪人化”的概念,指母亲的角色正逐渐变成一个新的经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什么样的机构和培训班、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习同伴,都要靠母亲来经营。

学校提供的服务和网络课程、校外课程等等构成了一个课程超市,作为精明经纪人的母亲可以为孩子量身选购,母亲成为了连接家庭、学校和市场的枢纽。“经纪人化”愈发强调了母亲责任的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越卷越深,母职越做越多。

即使女性担任全职妈妈以完成密集母职的任务,焦虑却可能不减反增——手握财富和权力的男性可以选择善待女性,也可以随时让她们出局。剧中的顾佳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作为保障,而现实生活中许多被抛弃的女性本已处于职场劣势,社会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机制。

如果既要包揽母职、家务劳动又要外出工作,那么育儿的母亲又往往会陷入另一种困境——丈夫既拥有免费的专职育儿妻子,又会因为女性在职场上收入处于劣势,而日益巩固其男性家长权威。

无论如何,三十岁的焦虑都来得太早了。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布兰奇弗劳尔与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者奥斯瓦德的一项调查发现,来自55个国家的调查对象在46岁时心态陷入最低谷。三十岁,真的还很年轻。

在苦苦追求成功、稳定、上升的过程中,我们终会进入一个作家杨照所说的悖论境地——“正因为你那么焦虑,你不能急。”越焦虑越是要慢下来想想清楚,而不是胡乱抓住所有看起来像救命稻草一样的人或机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王漫妮在上海打拼8年后最终决定去留学的原因。我们都需要一个机会,拉开一段距离,慢慢思考一下三十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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